第十二章 念力实验
第一次看到大伞藻的人都会忘记呼吸。这种常见于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藻类外形梦幻，也因此赢得许多诗情画意的外号，如「美人鱼酒杯」和「宽边帽」等。这两个外号都恰如其分，因为它细细茎柄所顶着的华盖就像顶宽边帽；而整体来看，它也像是准备好要盛接海底鸡尾酒的酒杯。
有七十多年时间，生物学家对这种小小植物神迷不已——但不只是被它的外形迷倒，也被它的一个生物事实迷倒。大伞藻可说是大自然的妙造，最长可到两英寸，然而却是一颗单细胞生物。因为这个原因，它的生物行为具有高度可预测性。它的细胞核总是位于假根（茎的基部），而且只有在整棵植物长到最高时才会分裂。这种简单结构帮助生物学家解开了生物学最大一个谜团：驱动植物繁殖的是哪个部分？一九三〇年代，德国科学家约阿银，汉墨林选中大伞藻作为他理想的「生物学工具」，以了解细胞核在植物基因学所扮演的角色。
这种单细胞生物的简单性不但可以披露细胞的秘密，还泄露出植物生命的建筑蓝图。凭大伞藻也是我第一个念力实验的理想对象。与我一起执行实验的波普相信，如果想要实现我的实验计划，就应该从底层开始。所以，我计划在伦敦找一小群志愿者，请他们用意念影响养在波普实验室（位于德国）的大伞藻。用大伞藻做实验就好比用只有一个零件的汽车做实验，让我们不用考虑一般生物体会有的许多变量。
例如，与大伞藻相比，人体就像是一间覆盖大半个美国的工厂，平均由五十兆个细胞构成，每一秒钟发生1024个化学变化。即便只是比较身体某两个部分的生长率，也仍然几乎不可能控制每一个变量。食物、水、基因、情绪，甚至温度突然下降，全都足以影响生长率的变化。
波普主张，我们第一回合的实验应该致力于影响大伞藻的光子放射量（其细微程度比细胞生长率大无限倍）。如果是多细胞生物，则每个细胞的光子放射量将受到一箩筐变数的影响，包括生物体本身的健康、天气，甚至太阳活动等。0每一个细胞的光子放射量都可能不同。
大伞藻则不同。因为它的光子只能从身上唯一一个细胞核放射，所以摆动幅度必然非常微小。摆动只要稍为增加或减少，即可以相当程度地肯定，那是受到来自我们的远距念力所影响。只有仰赖这么简单的生命系统，才可以毫无争议地证明变化是出于念力的影响，而不是来出于其它几十种可能性。
一般来说，如果生命体放射的光子数量增加，就代表它受到压力；反之，则代表它的健康获得改善。如果我对大伞藻发送一个改善它健康的意念，而它放出的光子数又降低，那就表示有效；反之，如果它放射的光子数增加，则表示我们不知怎地伤害到它。波普有一批非常敏感的光子扩大器，能侦测到每平方公分中只有十到十七瓦的可见光（这个光度类似从几英里外看到的烛光）。靠着这种超敏感仪器，我们就可以侦测到毫厘之差的光度，甚至只是一颗光子发出的光，从而断定人类念力的有效程度。
波普的谨慎自有理由。他提出生物体会放射光子以来，受到了激烈批评，经过了三十年才最终得到物理学界的肯定。之后，他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分布世界各个知名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生物的光放射现象。参与我们的实验，说不定会让他辛苦建立的名声毁于一旦，因为我要求他帮的忙，不啻是要求一个世界知名物理学家去测试一个违反基本物理学法则的假设。
好些实验都显示，真有「群体」意识这回事。梨子实验室的杨恩和邓恩曾在他们的实验中发现，如果是两个认识的异性，他们对随机事件产生器发挥的影响力要比单个人大上约三，五倍；两个关系紧密的人可以让随机事件产生器比平常要「有秩序」上六倍；有些夫妻甚至可以产生显著而固定的效应，这是他们单独接受实验时所无法做到的。
另外也有证据显示，当一群人全都聚精会神时，一样会对随机事件产生器的输出产生重大影响。梨子实验室的主要协同研究员尼尔森曾与雷丁合作，发展出一种可以持续运作的「田野随机事件产生器」，把它们放在一些能让人高度专注的公共场合（如宗教聚会、华格纳音乐节、戏剧表演，甚至奥斯卡颁奖典礼），看看田野随机事件产生器会有什么反应。结果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中，田野随机事件产生器的输出都出现偏离随机常态的现象。
尼尔森甚至好奇有没有「全球」意识这回事。一九九七年，他在世界各地安装了多部随机事件产生器，让它们持续运作，再把结果对比于一些全球性大事发生的时间。为了进行这个后来被称为「全球意识计划」的方案，尼尔森建造了 一个中央计算机系统，让分处世界的五十部随机事件产生器把数据透过网络源源不断输入中央系统。他和同事（包括雷丁）定期对比那些数据和重大事件，看看两者有没有统计学上的关联性。
及至二〇〇六年，被他们对比过的头条新闻已达二百零五件（包括黛安娜王妃之死，千禧年来临、小肯尼迪之死和柯林顿弹劾案）。不过，尼尔森分析资料才分析了四年，一种模式便浮现在他眼前：当人们为某件重大事件欢庆或哀伤，随机事件产生器的输出就会变得较不随机；另外，人们的情绪（特别是恐惧情绪）愈强烈，随机事件产生器愈有条理。
这趋势在九一一恐怖攻击期间最为显著。在世贸大楼被摧毁之后，尼尔森、雷丁和好几位同事研究了从三十七部随机事件产生器涌入的数据。分析工作由四个人分别进行：雷丁 、尼尔森、「边界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理查德?舒普和墨西哥大学的心理学系学生布莱恩?威廉斯。四人的分析一致认为，在九一一当天，随机事件产生器的反应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它们偏离随机模式的程度要大于二〇〇一年的任何一天；另外，所有随机事件产生器输出模式的相似程度要大于「全球意识计划」展开以来的任一天。这些随机事件产生器反映出，全世界的人在九一一当天感受到一种集体的惊恐。尼尔森和另外三位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统计工具，包括「卡方分配」，因此任何偏离偶然的情况全无所遁形。四位分析者都同意，在架构九一一事件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如第一架小飞机撞上世贸大楼不久），随机事件产生器都会出现巨大的条理性，而那正是人们最感到惊恐和难以置信的时刻。由于随机事件产生器被设计得不怕电磁干扰，所以尼尔森不必考虑这现象可能是天然电磁场或是行动电话使用量大增所引起。
另外，虽然随机事件产生器的运作在九一一前几天并无异状，但在第一架小飞机撞上世贸大楼之前几小时，它们的输出模式却愈来愈相似，彷佛有什么大祸正在逼近。同样的输出情况在攻击后持续了两天。威廉斯认为，这是全世界六十亿心灵准备好要接受冲击的潜意识反应。换言之，世界在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的几小时前就感受到一种集体战栗，而每一部随机事件产生器都听到了这战栗，并尽忠职守将之记录了下来。
虽然不是每位分析者都同意这些结论。但权威物理学期刊《物理学基础快报》经过审核后，还是愿意把实验结果的摘要刊登出来。
尼尔森又进而研究了其它发生在九一一余波中的事件，包括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他比较了随机事件产生器的输出和小布什总统民众支持度的变化，想看看「全球」意识与美国总统得到的满意度是否有任何关联，以及看看随机事件产生器反应最强烈的时候，到底是在人们在最有忧戚相关感的时候（如九一一事件爆发之后），还是民意最两极化得时候（如美国入侵伊拉克和推翻海珊政权之后）。检视过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四年间五百五十六次不同的民调之后，尼尔森的同事彼得?班赛发现，每逢出现重大民意转变（不管是对布什总统有利或不利），随机事件产生器的输出便极有条理。看来，强烈的情绪（不管正面还是负面情绪)都可以带来更大秩序化。
田野随机事件产生器的调查结果和「全球意识计划」，为我们理解群体念力提供了好些要线索。首先，群体心灵看来可以影响任何随机微物理过程，由群体发出的能量似乎有感染性。其次，如果一群人心念一致，效力会比单个人的心念来得大。最后，强烈情绪或高度专注显然也是念力发挥效果的关键要素，而最能引起强烈情绪或高度专注，当然莫过于灾难性事件。
但来自「全球意识计划」的数据有一个严重限制：不管尼尔森对全球心灵的「温度」测量得有多精确，仍然只能反映出群体的专注程度。但如果一群人不只是对某件事情聚精会神，甚至还试着去影响它，会有什么后果？这时候，敏感的物理仪器感应到的，会不会是更强烈的信号？
迄今，只有超觉静坐组织对群体念力进行过系统性研究。「超觉静坐」是马赫西大师在一九六〇年代引进西方的一种静坐技巧。过去几十年来，超觉静坐组织做过五百多个群体静坐实验（有涉及念力的，也有不涉及念力的），以测试超觉静坐是否可以减少冲突和苦难。
马赫西大师相信，固定修习超觉静坐，可以让人接触把万物连接在一起的量子能量场。他声称，如果静坐者人数够多，就足以产生「超辐射」——这个名词在物理学上指的是雷射光的协调性。静坐者的心灵会以同一频率共鸣，而共鸣的频率能让四周环境的杂乱频率趋于和谐。换言之，调和个人的内在冲突可以调和全球性冲突。
超觉静坐实验声称证明了两类静坐的效应。第一种是未经引导的，纯粹是一定比例人口从事静坐的结果。另一类是来自蓄意意念，它需要经验与聚焦：精进的静坐者会瞄准一个地区，在他们的静坐中发出意念，解决该地区的冲突与减低暴力犯罪率。
马赫西大师又相信，群体静坐要能发生效力，有人数上的门坎：凡是一地区有1%人口修习超觉静坐，或是一地区有1%平方根的人口修习「超觉静坐悉谛」（更高深的超觉静坐法），则任何种类的冲突（谋杀、犯罪、嗑药、交通意外）都会减少。
二十二个测试超觉静坐能否减少犯罪率的实验都得到正面结果。一项在二十四个美国城市进行的实验显示，只要一个城市有1%的人口固定修习超觉静坐，犯罪率就会降低24%。另一个实验在美国四十八个城市进行，其中二十四个城市的静坐人数达到人口 1%的门槛，另外二十四个未达到。结果，达到门坎的城市犯罪率降了22%，犯罪趋势降了89%。至于另外二十四个未达人数门坎的城市，犯罪率增加了2% ，犯罪趋势增加了53%。
一九九三年，超觉静坐组织有鉴于华盛顿的犯罪率在该年的头五个月激增，展开了「全国展示计划」。结果发现，只要是静坐人数到达四千人门坎的日子，首都暴力犯罪率就会降低，而且持续降低，直到实验结束为止。这实验事先控制住各种变量，所以效果不会是任何其它因素（如警察加强巡逻或反犯罪运动）引起。该实验结束后，首都的犯罪率再次上升。，
超觉静坐组织还试过对治全球性冲突。一九八三年，该组织在以色列举行特别大会，透过静坐发送意念，帮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期间，研究者每天比较静坐者的数目和以阿关系的进展。在参与静坐者人数最多的那些天，黎巴嫩的冲突死亡率降低了76% 。而他们的影响力显然还不仅止于武装冲突，因为其它一般性的人祸（犯罪率、交通意外率和火灾）全都减少了。分析这些结果时，超觉静坐组织声称他们已经排除了其它可能因素（如天气）的影响性。
超觉静坐的高手也试过影响美国和加拿大的「痛苦指数」（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总和）。在一九七九和一九八八年间，透过他们的集体努力，美国的痛苦指数掉了40%，加拿大掉了30%。
另一群高手则除了尝试影响美国的痛苦指数，还试图影响货币增长率和原物料物价指数。在这个实验中，痛苦指数掉了36%，原物料物价指数掉了13% 。准备货币的增加率虽然也受到影响，但作用不大。
超觉静坐组织的批评者认为，这些实验结果其实可以有别的解释，如年轻人口的减少、地区内实施较佳的教育方案，甚至是经济的起伏等等。
在我看来，这些实验会引起争议，真正原因是超觉静坐组织本身即深受争议：谣传他们窜改实验数据，又说他们有许多信徒渗透到科学组织里。尽管如此，超觉静坐组织得到的证据是如此丰富，实验又做得如此彻底，我们很难完全视若无睹。另外，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常常被刊登在经过同侪评估的科学期刊上，这表示，这些实验起码符合一定程度的科学严谨性。
不过，即便超觉静坐组织的实验站得住脚，也仍有不足之处。就像尼尔森的他们测试的主要是群体专注的效力，在多次实验中，静坐者并没有发出意念，想要去改变些什么。
一九九八年头三个月，罗赖马地区位于巴西利亚西北方一千五百英逊州大火肆虐，延烧到雨林的火灾完全失控。由于圣婴现象作怪，已经连续几个月没下雨，导致本来湿润的雨林干燥无比，轻易被当时已在亚马逊州15%地区为患的火灾给点燃。这地区的雨水一向丰沛，此时却无影无踪。联合国称这火灾为地球上史无前例的灾难。为了灭火，当局动用了大量直升机和大约一千五百名消防员（包括从邻国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前来支援的），但一点用都没有。
三月底，两个改变天气的专家临危受命，抵达火场：他们是凯亚帕族的印第安巫师。当局用飞机把他们载到火势最猛烈的地区——咸信还住着石器时代部落的亚诺马米保留地。他们又跳舞又祈祷，然后捡拾起一些叶子。两天后，天空降下大雨，大约九成的火被淋熄。
在西方，求雨舞就等同于是期望天气好的意念——如果是群体意念的话，效果说不定一样好。梨子实验室的尼尔森为此做过一个小研究。事情的缘起是，有一天他忽然想起，就他记忆所及，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当天的天气没有一次不是艳阳高照。他好奇这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期望好天气的结果？
他比较了过去三十年来毕业典礼当天普大和周围地区的天气纪录，发现每逢毕业典礼那一天，普大的天气总是比平常干燥，也比周遭地区干燥，阳光更为普照。如果这些数字可信，说不定就表示毕业典礼当天，普大人的集体心愿在校园上空撑开了一把心灵保护伞。
另一个研究过群体念力的科学家是雷丁。他的灵感来自日本一位另类医学实践者江本胜的发现：水的结晶可以被正面和负面情绪改变。江本胜声称，他做过几百个实验，证明即使只是一句好话或坏话，也能深深改变水的内在形态。听过好话的水结冰后会形成精巧复杂的漂亮晶体结构，但听过坏话的冰晶却是结构紊乱，甚至古怪丑陋。最让水受鼓舞的是爱和感激的意念。
为了测试这个说法，雷丁在他位于加州思维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把两小瓶水放入一个有屏蔽的房间。与此同时，在日本举行的一个大会上，江本胜让两千位与会者看这两瓶水的照片，请他们致上表示感激的祷告。事后，雷丁把两瓶水和对照组的水凝固，交给一群志愿者评鉴（他们并不知道哪个冰晶样本接受过念力）。结果是，有高比例的志愿者认为受过祝福的两瓶水的冰晶结构最美。
尼尔森的「全球意识计划」是群体心灵力量一个眩目的展示。某个意义下，它们显示的是与蒂勒在自己实验室里看到的同一种效应：念力显然可以提高零点能量场的条理。但群体念力又会不会像马赫西大师所主张的，需要一个人数门坎？要多少人才构成一个能起作用的「群体」呢？如果马赫西大师的公式无误（一地区只要有1%平方根人口修习高深的超觉静坐法，即能影响整个地区），那只消一千七百三十个美国的精进静坐者就足以影响整个美国，八千零八十四个精进静坐者就足以影响全世界。
尼尔森的田野随机事件产生器则曾显示，人数的多寡并不如意念的专注强度重要。换言之，即使人数不多，只要整群人强烈专注精神，亦足以产生巨大效果。然则，起码要多少人呢？而专注精神到何种程度才算够强烈？到底我们的意念的影响力有没有底线？有的话，又在哪里？该是我亲自去找答案的时候了。
根据波普的构想，我们的第一个念力实验是在伦敦找一群经验丰富的静坐者，请他们对波普实验室（位于德国）的大伞藻放送正面或负面意念。
在我们讨论过应该拿什么当实验对象以后，我改变了心意。我本来目标远大，想要在第一个念力实验中就治疗烧伤的病患以及减缓全球暧化的程度。单细胞的大伞藻显然不太符合我的雄心壮志。
不过，多了解了这种藻类之后，我迅速改变了主意。藻类因为全球暖化而大量死亡。科学家发现，过去一世纪以来，海洋温度升高了许多；而在过去三十年，扮演海洋生态系统中心角色的珊瑚礁更是开始从地球消失。这是由于海水变暖之后，依附在珊瑚礁上的藻类就会脱落，而少了这层保护层，珊瑚礁本身也会死掉。单是加勒比海一地，就有一种珊瑚消失了大约九7%。美国政府最近也把麋角珊瑚和小鹿角珊瑚列为濒临绝种物种。
据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专家小组估计，到二十一世纪末，地球温度将会升高华氏十度，带来可怕灾难：海平面升高近三英尺；世界许多地区热不可耐；病媒虫传染的疾病大量发生；出现更多狂暴的水灾和风暴。气温升高十度看似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但事实上，气温只要下降华氏十度，我们就会重回冰河时期。
能抵挡这种可怕前景的尖兵似乎就是藻类。藻类和其它植物可以作为过热海洋的救火员。科学家现在积极研究海床沉积物，以了解海洋是怎样应付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海洋植物如何响应全球暖化，因为这些植物乃是过量二氧化碳的最先缓冲者。藻类为海洋植物和海洋动物提供氧气和其它福祉，形同一道保护墙，帮助它们抵抗人类倒行逆施带来的恶果。
因此，我重新考虑我对以大伞藻为实验对象的抗拒。藻类说不定攸关人类的生存。海洋大部分生命的健康都依赖这种低等的单细胞生物，而海洋就像热带雨林一样，都可以说是地球的肺部。如果藻类全部死去，人类也迟早步上后尘。但若能证明群体念力可以增强藻类样本的体质，则说不定可以反映，我们的思想意念足以对抗全球暧化这种具潜在摧毁性的力量。
二〇〇六年三月一日，我飞到德国，去见波普和他几位同事。生物物理学国际研究所的新总部位于杜塞尔道夫西方的鸿波希的「博物馆岛」。这个「岛」的新颖建筑起初是为了满足百万富翁卡尔?海因利?米勒的古怪需要而设计。他原是艺术收藏家，后来变成佛教徒，因为找不到地方安置他收藏的许多画作和雕塑，便向美国军方购入六百五十英亩土地，努力把一个北约飞弹基地改造为一座「露天」博物馆。
米勒的雄心还包括让他的「岛」成为艺术家和作家的聚居区。他委托雕刻家暨建筑家厄维?黑里希大兴土木，授权他自由发挥。结果，黑里希创造出一个充满未来主义气息的庞大砖砌复合体，其中包括许多画廊、一个音乐厅、工作空间，甚至居住区，在一片荒凉地貌中别出心裁地让它们各具特色。没有一寸空间被浪费，就连金属碉堡和飞弹发射井都被改造成工作室，供著名的德国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使用：抒情诗人托马斯，克林和雕塑家乔瑟夫?波伊斯都在这里创作。
走过一群五颜六色的建筑群以后，我的眼睛为之一亮：迎面而来的一栋矮建筑，由一些以奇特方式互相环扣的立方体所构成，乍看就像是行将起飞的乐高积木。那正是生物物理学研究所的新总部。起初，出于礼貌，波普接受了米勒这个馈赠，却发现它那些高及天花开阔落地窗（可以看到博物馆岛的全貌）非常不适合他的研究工作。没多久，他就把实验工作搬到其中另一个金属碉堡进行，那里的阴暗环境最是适合侦测生物的光放射。
在那里，我会见了波普团队的八个成员，包括中国物理学家杨元（Yu Yan，音译）、法国化学家索菲亚?科恩和荷兰心理学家艾德华?范维克。碉堡大部分的狭仄房间里放着光子扩大器，它们形状像个现代化大盒子，与计算机联机，可以计算光子的数目。其中一个小房间里又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床和一部用于侦测人体的光子扩大器，但它的形状古怪，由一些金属圈焊接而成，活像是戴维?史密斯用金属废料制作的雕塑。波普自豪地告诉我，那就是他拥有的第一部光子扩大器，由他和学生班纳德，鲁特在一九七六年组装而成，但至今仍是这领域最精密的仪器。
在测量一些细微的效应时（例如生物体的光放射），很重要的一点是去建构能制造出够大结果的测试，以显示真的出现了变化。因此，我们的实验必须设计得够结实，让它得到的正面结果不足以被「魔鬼辩护人」否定（「魔鬼辩护人」是指专挑科学假设弱点的科学程序)。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应该秉持史瓦慈的那个座右铭：听到奔蹄声，我们必须先确定那不是马发出的声音，才能下结论说那是斑马发出。
在我们的实验设计中，也必须致力于制造一种「开关、开关」效应，好让任何因念力带来的改变都能突显出来。波普建议，我们发送意念的时间应该采取固定的间歇：每进行十分钟就休息十分钟。这样，如果实验真有效，一等数据转换成曲线图，就会看见一条明明白白的锯齿状曲线。
波普另外同意的实验对象还有腰鞭毛虫。这种会制造荧光的生物对环境的变化极端敏感。前面提过，即使放入摇晃过但已回复静止的水中，腰鞭毛虫的光放射量也会变得大为不同。但我希望再加入几种实验对象，因为这样就有好几种结果可以对照。多一个正面结果将会减少一分巧合的成分。在我极力争取下，几位科学家勉强同意增加两种实验对象：一棵青锁龙和一个人类（由范维克负责找人）。
就像波普与布拉斯班德合作进行实验时所了解到的，你有时很难让太健康的生物更健康，所以我们决定让一些实验对象不舒服。对简单生物施压的最好方法当然是把它们放在一些有刺激性的培养液里。范维克和索菲娅决定把醋放入腰鞭毛虫的培养液。至于那棵青锁龙，则用针扎在它其中一片肥厚叶子上。对于人类对象，范维克想到的方法是给他连喝三杯咖啡。但我不打算告诉志愿静坐者这个，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接收到实验对象的心灵信息。我们决定饶过大伞菌，以便试试我们的意念能否也影响到健康生物。为了让事情简单化，我们发送的意念只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减少每个实验对象的放射光子数，二是增加他们的健康和健全。
仪器在下午三点至晚上九点之间运作，期间，范维克和索菲娅让光子扩大器开着。在这段时间里，我将从伦敦那儿自由选择三个时段（各半小时）放送念力，至于是哪三个时段，则等实验过后才告诉几位科学家。
实验设计受到仪器的限制，光子扩大器不能连续运作六小时，所以我们决定让仪器每开半小时就休息半小时。在我选择的三个时段中，我会要求参与者每发送十分钟意念给四个实验对象后，就休息十分钟，然后再发送十分钟。换言之他们每一小时会发送二十分钟意念。
范维克和波普计划看看实验对象的光放射有没有任何量的变化。若光子在发送念力期间出现任何量子性质的改变，意味那是受到外来影响力所致。换言之，是我们的念力发生了效果。
我为实验对象和参与实验的科学家拍下照片。离开前，我瞄了实验用的大伞藻和腰鞭毛虫最后一眼。对于那些腰鞭毛虫，我有一点点于心不忍：这些绿色的水中小幽灵将要承受压力，而且说不定会为科学而牺牲生命。
几星期后，范维克找到一位志愿者：他的荷兰同事安妮玛丽?杜尔安妮玛丽是雷射生物学家，也有很长时间的禅修经验。她虽然对我们的实验抱着怀疑态度，仍然乐意充当我们第一个人类实验对象。她此举可说相当慷慨，因为志愿者必须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静静躺六小时。
在三月中一个读者会上，我征求一些与会读者参加第一次念力实验，条件是他们必须有丰富的禅修经验。我简报了我们的实验对象和实验程序，告诉他们实验时间定在三月二十八日五点半，地点是我租来的一个大学教室。
实验当天，当我与同事尼可雷特?沃范走出办公室，要坐火车到伦敦中区时，天空降下了激烈冰雹，我们不得不在一个门洞里暂避了 一阵子。滂沱大雨让我们半身湿透，但我却雀跃不已，心想真是天助我也。因为这种狂暴的天气常常由地磁扰动或大气扰动引起，而我知道，这一类扰动可以扩大念力的效力。后来，晚上回到家，我上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的网站，看到它对今天太空天气的形容是「不稳定」，地磁活动频繁，太空中出现小型到中型的风暴。
虽然天气欠佳，十六位志愿者还是依约前来。我交给他们一些表格，请他们填写个人资料。表格中有一些是施利兹和克里普纳使用过的心理学测试，包括亚历桑纳综合评量表和哈特曼边界问卷。对我来说，对志愿者了解得愈详细，愈有助于我在事后判别他们的心灵状态、心灵感应能力和健康状态是否对实验结果有任何影响。
我向他们说明实验的细节，给他们看实验对象的照片。我告诉他们会在六点至八点半这段时间内发送意念，每小时发送两次（一次是从整点到第十分钟，第二次是从二十分到三十分）。在其余时间，大家可以休息、交谈或填表。
我们在六点整开始。就像蒂勒在进行念力存储实验的做法一样，我看着计算机屏幕，大声念出事先写下的意念内容，好让每个志愿者放送一模一样的意念。然后，在我的带领下，大家一起看着屏幕上的实验对象照片，默默努力降低它们放射光子的数量，增加它们的健康程度。
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愈来愈具体感觉到有一股集体能量慢慢膨胀。在其中一个志愿者麦可的建议下，我们分别把大伞藻和腰鞭毛虫昵称为「塔布」和「迪诺」，以便跟这些小小生物建立一点点感情联系。虽然座中没有人曾有过心灵感应经验，但一些参加者却开始能接收到来自实验对象的信息，特别是来自安妮玛丽的信息。好几位志愿者深信她是业余歌手，喉咙有反复发作的毛病；伊莎贝尔认为她有肠胃病或妇科方面的问题；麦可（他是德国人）则说他脑子里反复出现「schutz der 」（处于黑暗的保护中）这句话，相信这表示对方正裹着毯子；艾咪说她接收到一个心灵映像，看见安妮玛丽裹着一张豪华、柔软的毯子，躺在坚硬表面，有时会睡着。艾咪还坚信，安妮玛丽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胃不舒服。
多数志愿者感到自己与青锁龙和「塔布」取得联系，而彼得则是强烈感应到大伞藻对他的大部分念力有回应。不过，我们大多数人却无法联系上「迪诺」，这情形愈来愈甚，以致到了实验最后，几乎没有人再感应到「迪诺」的存在。
我们全都被强烈的目的感充满，暂时失去了个体认同。实验结束时，我对这实验的意义再无半点怀疑，完全不再隐约觉得它有点滑稽可笑。虽然我们不是异能治疗师，却全都感觉到自己成功进行了某种治疗。
几天后，我把我们的禅修时程表传给波普，让他的团队比对结果。我甚至和安妮玛丽通过电话。我们一些超感官感应被证明是正确的。她的确是业余歌手，不时会喉咙痛。虽然平常没有胃肠方面的毛病，但那个晚上因为喝了范维克要她喝的三杯咖啡，而感到胃闷。另一方面，虽然傍晚喝咖啡一般会让她烦躁和失眠，但在实验那六小时里，她有时却睡着了，后来回到家也轻易就入眠。她又说，在实验中，她的身体每隔一定时间便感到酥麻，经过对比，恰恰就是我们放送念力的时段。尽管如此，我们的心灵感应仍然有失准头的时候：一对参与实验的夫妻感应到她是素食者，听过或唱过韦瓦第的歌，但两者皆非。
分析数据时，范维克不只分析光的强度，还分析它们有没有偏离「对称」（在正常情况下，生物体的光放射如果转换成曲线图，会呈钟状曲线，两边完全对称。)范维克还研究了数据有没有偏离分布上的「峰态」。正常来说，生物体光放射的峰态系数是零，因为高峰和低峰会互相抵消。比较过十二个时段后（六个发送意念的时段和六个休息时段），他并没有发现光的强度有所变化。不过，他却发现「偏态」：出现很大的变化（偏态系数从1.124到0.922不等)，显示出这些光放射缺乏正常的对称性，而峰态系数同样变化很大（从2.403到1.581不等）。光里头有某些东西被深深改变了。
这些结果让范维克备感兴奋，因为那与他自己对念力治疗师做过的实验完全一致。他曾经研究，治疗行为会不会发生「扩散作用」，对治疗对象四周的生物发生效应。在该实验中，他把一些藻类放在一个治疗病人的治疗师旁边，又摆上一具光子扩大器侦测藻类的光放射，侦测在三十六回的治疗中，藻类的光子数增加了多少。结果意外发现，在治疗期间，光子数的分布有「异乎寻常」的改变，在光环部位的放射发生了大位移。他的小型实验反映出，治疗念力会波及它通过路径四周的生物，影响它们的光放射。"如今，他在一些距离三百英里外的平常人身上也发现了同一效应。
四月十二日，波普把大伞藻、腰鞭毛虫和青锁龙的实验数据传给我。虽然一开始时他认为数据显示出实验毫无效果，但他在经过计算后改变了看法。通常，任何受到压力的生物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开始适应压力，放光量也会慢慢减少。因此，为了证明念力真有效应，波普必须控制这现象。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采取了一种归零的算法，重新计算结果。透过这种方式，他得以断定某些额外的变迁是否代表光子数的增加或减少。他把光子数目转换为曲线图，便可得知其增减有无偏离常态。
与对照时段相比，三种生物体在实验时段的放光量都显著减低。腰鞭毛虫后来被酸杀死了 ，这大概就是禅修者难于感应到它们的原因。不过波普指出，腰鞭毛虫垂死时的反应仍然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垂死生物（光放射的次数要少了近十四万次）。在存活的实验对象中，念力对大伞藻的效力要显著于对青锁龙，前者的光放射次数要比平常少五百四十四次，后者只比平常少六十五，五次。这大概是因为大伞藻不需要面对压力，而青锁龙则有一根针扎在它叶子上的缘故。
波普把数摅转换为曲线图，用红色标示哪些线段是我们放送意念的时段，然后用电子邮件寄给我。曲线图清楚显示，我们确实制造了一种「锯齿」效应。波普在报告中指出，每当我们禅修，「光放射向下的趋势就明显大于向上的趋势」。在大伞藻的情况中，我们的念力让光放射有五百七十三次低于常态，只有二十九次是高于常态。
我们的小小禅修努力创造了大大的治疗效果。虽然只是平常人，又身在远距离之外，但我们创造的念力效果却匹敌一个近在咫尺的异能治疗师。
我未几就发现，那天参加念力实验的志愿者都是理想人选。从他们填写的表格得知，他们修习禅修的时间平均是十四年，全都是人格边界非常「薄」的人。他们的心灵、情绪和生理都相当健康，而且感情充沛。
很多方面，这都是一个粗浅的初步尝试。我们只测试了四种对象，它们有些受到压力、有些没有，其中一种还死了。我们使用了对照时段，却没有使用对照对象。范维克和波普都提醒我，不要太过兴奋。「我们必须确定峰态和偏态上的变化是真实的。这表示，我们得把实验再重做两、三遍。」范维克这样说。波普则说：「虽然实验结果显示出某种趋势，但我可不敢称之为证明。」
尽管有这些告诫，但我们取得了显著结果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实验最后获得正面结果并没有让我太惊讶。毕竟三十多年来，包括波普、施利茨和史瓦慈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已经累积了大量无疵可寻的证据，表明相信念力的存在并非是种轻信。对人类意识的前卫研究，推翻了各种我们迄今认为是确定不移的科学事实。这些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宇宙的一切彼此关联、不断地互相影响。许多被我们奉为无上权威的物理法则并不是金科玉律。
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远不只证明人有超感觉能力或肯定超心理学是一门有效的学科，甚至还让整栋「科学大楼」摇摇欲坠。罗森鲍姆、高希、柴林格发现量子效应一样发生在可触世界这一点，说不定为现代物理学的二分法吹响终结号角。
我们一向把宇宙定义为一个众多孤立物体的集合，又把自己界定为众多事物之中的一物。这些定义都得改写，而需要改写的还有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基本了解。至少有四十个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顶尖科学家已经证明，生物体会不断实时互相传输信息，而意念则不过是一种传输能量的方法。数百人曾提出可信的理论，让最反常识的效应（如逆时间影响力）变得能与物理定律相容。
我们再也不能把自己与环境看成是二分，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成是私人物品，只存在于自己的脑子里。数十位科学家写过数以千计的科学论文，提出掷地有声的证据，主张意念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身为观察者和创造者，我们每一瞬间都不断在改写自己的世界。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不管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会带有效力。只要是清醒着，意识就会在每一剎那放送意念。
这个发现逼使我们重新省思何谓之当人，何谓之关系。我们也许必须开始对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心存警惕。那怕是默默无语的时候，也还是与世界处于互动关系中。
我们还必须体认到，这些观念已经不再是几个怪胎科学家的奇思怪想。意念的力量在许多生活领域（从正统医学到另类医学到体育界）受到广泛利用。现代医学必须要完全承认念力在治疗上的重要角色。医学科学家常常抱怨「安慰剂效应」是一种恼人现象，妨碍对新药物有效性的测试。但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安慰剂是真有力量的，应该想办法充分利用这种力量。毕竟心灵一次又一次被证明要远比最伟大的药物更有疗效。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对人类生物学的理解。人类具有一种能影响世界浩瀚的潜力，可以随意为自己使用。这潜能不是某些天赋异禀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人与生倶来就拥有。我们的思想是一种不可穷竭的资源，随传随到，被召唤来医治我们的疾病、清洁我们的城市、改善我们的星球。我们说不定可以用它来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减低犯罪和交通事故率，以及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说不定，只要愿意，走在街上的任何普通男女都可以为攸关全球利益的事务尽一分力。
这种知识又说不定可以反过来，还给我们一种个人力量感和集体力量感。这两种力量感都被现代科学鼓吹的世界观夺去了很大部分。根据这种世界观，宇宙是冷漠的，住在其中的是一些互不相干的人事物。事实上，明白了意识的力量以后，可以让科学与宗教更加靠近，领略到所谓的生命，并不只是一些化学物质或电子讯号的集合。
我们必须对许多原始文化的传统智慧保持开放态度，因为它们对念力的性质有一种本能理解。这些文化几乎都相信，宇宙有一个统一的能量场（类似零点能量场），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一样，把一切连结在一起。现代的念力科学已经证明，这些原始文化对于显灵、治疗和信仰是有根据的。所以，我们应该向这些文化学习，以体认每个意念都是神圣的，带有物理形式的力量。
现代科学与古代传统都可以教我们怎样使用意念的力量。如果我们学会怎样以正面方式导引念力，将可能改善这世界每一方面。医学、治疗、教育，乃至我们与科技的互动，全都可能因我们对意识与世界之间的互动有更深入理解而受惠。如果能够了解人类意识这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我们对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一切复杂性，将有更深入的理解。
但有关念力的性质，还有许多待解的问题。前卫科学是探问匪夷所思的艺术。历史中所有重大成就全始自问一些奇怪问题：石头从天上掉下来的话会怎么样？如果巨大金属物体能够抵抗地心引力，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世界没有尽头，对航行来说意味什么？如果时间不是绝对，而是端视你人在哪里而定，会有什么后果？所有有关念力的发现，也是从一个乍看荒谬的问题开始：如果我们的意念可以影响周遭事物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货真价实的科学不会害怕去探索漆黑的路径。科学的探索总是从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开始，那怕知道这问题不可能实时有答案，或是知道答案可能威胁到我们每一个最珍爱的信念。参与意识研究的科学家必须不断提出不受欢迎的问题，以理解心灵的性质及其能力范围。在我们的群体念力实验中，我们要问的是一个最匪夷所思的问题：群体意念可不可能治疗一个遥远对象？这有一点点像是在问：如果思想可以治疗世界，将会有什么后果？这看似是个荒谡的问题，但科学探究最重要的部分正是有意愿问看似荒谬的问题。就像「祷告研究办公室」主任巴思在本森的祷告实验失败后所说的：「不反复问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找到答案。」这就是我们的实验的出发点：无惧于问问题——不管答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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